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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光育说，一直以来，我们在城市建设中存在“重地表、轻地下”的错误观念，导致排水系统存在天然缺陷。最大的问题是因为地下管网落后，排污管道不够大，口径小，水一下子进来了，就排不出去。目前国内许多城市的排水系统，如管网、箱涵等排水系统的口径还是按照“一年一遇”的标准建的，排水标准严重滞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郭泽强认为，城市道路形成积水原因有多种，但都指向了一个问题，城市防内涝设施落后，地下管网体系不健全。我国虽然有一部防洪法，但在防城市内涝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因此，国家应围绕城市内涝预防、规划以及政府责任，进行全方位的立法。

责任条款相对偏软

　　处罚威慑力须增强

　　近段时间，全国多地汛情严峻，防汛救灾任务艰巨。

　　5月中下旬，广东省广州、东莞等城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多地发生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共造成广东省7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9.1亿元

　　6月上旬，广西省桂林市阳朔县普降暴雨，局部出现272毫米的特大暴雨，导致阳朔县9个乡镇出现洪涝灾害，受灾人口超过15万人……

　　7月上旬，贵州省遵义市多地遭遇暴雨以上降水袭击。据当地民政部门初步统计，暴雨洪涝灾害造成13.9万余人不同程度受灾，因灾直接经济损失达5839.6万元。

　　防汛抗洪，事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责任重于泰山。然而，据北京律师肖东平介绍，涉水法律法规相关责任条款“较软”、违法成本较低、处罚威慑力不足等问题，一直颇受诟病。防洪法对围垦河道的违法行为设定的罚款幅度为五万元以下，明显与违法行为产生的损害后果不相称，且难以达到“剥夺违法者的违法利益”这一目的。

　　被誉为“长江之肾”的洞庭湖，有一片被河流冲刷出的巨大湖洲——下塞湖，曾被“湖霸”夏顺安修建矮围，变成了“私家湖泊”。

　　2015年，因夏顺安违反防洪法，湖南省水利厅多次要求当地水利部门采取措施。

　　2019年12月23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夏顺安等11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犯罪一案二审宣判：主犯夏顺安犯八罪，分别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非法采矿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骗取贷款罪，诈骗罪，行贿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25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法制日报》记者发现，在夏顺安涉及的8个刑事罪名中，都与违反防洪法无关。

　　多次办理过涉水案件的深圳律师郭勇告诉《法制日报》记者，防洪法规定，违反本法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在司法实践中却没有专门的罪名。“根据近10年来水政执法统计数据，我国各级水政执法机关年均共查处水事违法案约5万余件，其中能够进入刑事领域、受到刑事制裁的严重水事违法行为所占比例极少，可能不足1‰。”

　　安徽财经大学教授张运书认为，相对于其他领域的依法治理进程，我国依法治水的进程比较缓慢。防洪法于1998年1月1日起施行，但原则性太强、可操作性弱。虽然经过了3次修订，但仍有不少条款存在明显不足。例如，防洪法规定“前款规划保留区内不得建设与防洪无关的工矿工程设施”，但在法律责任中未设置相应的处罚条款。

　　张运书说，此外，对于涉水案件的查处，防洪法仅规定了强制拆除、罚款或者滞纳金、排除妨碍并恢复原状等几种行政强制手段，对于水政执法中亟须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等行政强制措施，却没有规定。

　　□ 本报记者　王 阳

　　□ 本报见习记者 白楚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