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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侵儿童案件具有隐蔽性，儿童在没有接受性教育等内容培训时，可能意识不到自己受到了侵害，部分儿童被性侵后也不会表现出特别明显的异常，导致监护人很难发现”，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管委会委员徐豪认为，在很多家长认识中，被性侵是难堪的事，干脆选择隐瞒或私了。此外，证据意识不足、社会环境影响等也是儿童性侵案能否进入司法程序的影响因素。

　　2013年9月，女童保护基金开始在全国各地学校开展防性侵安全讲座，截至今年5月底，线下授课学生达303万人次，家长53万人次。

　　女童保护基金2017年调查显示，49.96%的城市儿童和55.17%的农村儿童未接受过防性侵教育。虽然这一数据仍不容乐观，但较2016年已经有了很大改善。

　　■ 对话

　　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负责人刘文利教授

　　性教育能有效防范儿童遭遇性侵

　　前段时间，网络平台上，一个名为“北师大儿童性教育”的微博账号持续发布“如何预防和避免儿童受到性侵”的文章。账号的认证信息为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文章作者刘文利是该课题组负责人，同时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8年《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顾问中唯一的亚洲专家。

　　2007年起，刘文利带领团队在北京大兴行知学校开展儿童性教育实验探索，相继出版《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全12册）。这是全世界第一套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研发的，基于学校课程的性教育材料。

　　“相关监测结果显示，系统的性教育能有效防范儿童遭遇性侵，但只在性侵儿童事件发生后才注意到儿童性教育的重要性，实在让人痛心。”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刘文利不断重复这句话。

　　谈教育

　　与公益机构合作服务农村留守儿童

　　新京报：目前儿童性教育试点学校开展情况如何？

　　刘文利：2007年，我们开始在北京联系学校、开设教学试点。大兴行知学校是第一所确认合作的学校，到2017年试点学校增加到了18所。原先，我们的试点都在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开展，随着这类学校合并精简，试点学校缩减到了目前的11所。目前还有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等公立学校、一土学校等国际学校与我们合作开展性教育教学和研究。

　　放眼全国，目前有十几家公益机构与我们开展合作，为农村地区学校的留守儿童服务。主要方式是机构招募志愿者，由我们提供专业支持。

　　新京报：课程以什么形式开展？

　　刘文利：在试点学校中，性教育课以校本课程的形式固定在课表中。国际上有研究表明，每学年至少12个课时、连续多年的性教育课程，能达到明显效果。所以，我们与试点学校协商，每学期安排6个课时，每学年12个课时。

　　不同年级学生接受的性教育内容有所不同。因此我们第一年试点从一年级开始，随着孩子们年级升高，不同年级的课程内容也一步步开发编制。每册读本出版都至少经过三轮教学实验，直到2017年，涵盖1-6年级12册读本全部出版完成。

　　已有研究表明，参与式教学在性教育当中效果明显。因此从第一个试点学校开始，我们就培训老师在性教育中使用参与式教学方法，如头脑风暴、角色扮演、故事分享、小组讨论、小调查等，增强与孩子们的交流互动。

　　新京报：性教育课能帮助孩子免遭性侵害吗？

　　刘文利：已有研究表明，接受过性教育的孩子相对来说更加安全。性教育能推迟第一次发生性交行为的时间、减少性伴侣、增加使用安全套几率、降低性传播感染的风险，能在性行为方面做出更加负责任的决定。

　　我们鼓励引导孩子认识自己的身体、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能说出生殖器官的科学名称、了解自己的情绪和身体感受、懂得保护身体隐私部位、表达自我意愿和权利。现实中，性侵实施者往往是具有一定“权威”的成年人，孩子面临侵犯时，懂得反抗“权威”是避免遭受性侵害的重要因素。

　　我们要求老师讲课中，讲到生殖器官时，必须使用科学名称，如阴茎、阴道、阴囊等，不用俗称和代词，要传递给孩子的观念是，这些器官跟其他器官一样是人体的一部分，值得尊重和爱护。

　　谈争议

　　性话题是可以公开讨论的

　　新京报：什么时候开展性教育最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