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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文利：实际上，从孩子出生起，父母对孩子的性教育就开始了。父母对性的态度，会反映在与孩子的日常生活互动中。我建议，当孩子问出有关性的问题时，父母可以正式开启性教育旅程，鼓励孩子形成自己对性的看法。父母必须意识到，如果孩子关于性的问题不能从父母那里得到正确解答，那他们一定会从其他途径获取信息，他们通过什么途径、获得了哪些信息、这些信息会对他们产生什么影响？父母若不关注这些，反而是更大的隐患。

　　我们主张在青春期发育前的两年，就尽量把青春期将发生的生理和心理变化知识教给孩子。比如，我们在小学三年级讲“青春期来了”，告诉孩子青春期来临人的身体和心理会发生什么变化，出现月经和遗精应该怎么做，认识到这件事是自然的，引导他们以积极美好的心态迎接青春期到来。

　　性教育要做在先，不能等问题发生或者已经对孩子造成伤害时再弥补。

　　新京报：很多家长对于性教育还存在疑虑，你怎么看？

　　刘文利：有家长认为，孩子没必要这么小接受性教育。出现这样的观点正是源于对性教育的不了解。其实，性教育是客观地告诉孩子，性是什么，让孩子了解性的意义，也让孩子知道性潜在的危险。通过在学校课堂上学习性知识，让学生意识到，性并非不可提及，可以在课堂上与老师讨论，与同学讨论，是可以公开讨论的一个话题。

　　性侵事件远比我们看到的多。孩子被打，爸爸妈妈一定会想方设法解决，甚至公开曝光，但孩子遭性侵时，不论父母还是校方却都不愿意让事情被更多人知道，甚至私下解决，最终牺牲的是孩子。

　　新京报：除了防范性侵风险，性教育还有什么作用？

　　刘文利：长期以来，公众对于性教育的认识仅停留在性交话题，认为性教育就是讲生孩子那点事儿。但其实我们的读本内容十分广泛。小学一至六年级，每个年级都有6个相同的单元，分别为家庭与朋友、生活与技能、性别与权利、身体发育、性与健康行为、性与生殖健康。

　　有些主题，会从一年级一直讲到六年级，内容不断深化，形成一个比较扎实的系统。比如在讲家庭关系时，一年级讲热爱家庭，二年级讲家庭是爱的港湾，三年级就会讲到结婚、离婚（很多孩子生长在单亲或离异家庭），四年级讲家庭成员的责任，五年级讲消除歧视，六年级便是认识婚姻（包括我国婚姻法相关规定）以及如何养育子女，让孩子认识到家庭的责任。

　　谈未来

　　推动性教育进入基础教育课程体系

　　新京报：接受过性教育的孩子会有什么变化？

　　刘文利：我们每年都会访谈行知学校的学生。两周前，我们跟几位接受性教育课程的六年级孩子聊了聊。我们问，现在有些成年人觉得小学生不应该学性教育，不应该直白地讲生殖器官名称，你怎么看？孩子回答，“如果连生殖器官的科学词汇都不能说，那我们的医学要怎么发展和进步呀？科学知识为什么不能说呢，成年人没接受过性教育不知道，但不能不让我们学习啊。”我们欣然发现，接受过系统性教育的孩子，已经开始挑战成年人了。

　　一个上了六年性教育课的女孩对我们说，比她大三岁的朋友来月经了特别焦虑。她就告诉朋友，月经是正常现象，应该怎么应对。女孩特别自豪，尽管年龄比朋友小，但她学习的知识可以帮到对方。

　　我们已经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经过一年12个课时的系统学习后，儿童性健康知识得分提高，在结婚与离婚，宽容、接纳与尊重，认识自我与他人，学习协商，性别角色，电脑、网络与成长6个主题上的得分均比教育前有所提高，对青春期的身体发育、青春期性心理、生命周期与性、传染病的认识与预防等知识的了解也有所增加。

　　新京报：对于我国性教育的未来，你有何展望？

　　刘文利：2014年起，我们每年都会通过两会提案向政府建言献策，倡导把性教育纳入基础教育课程体系。此外，我们也注重加大性教育宣传和普及，开设了微信、微博，组建新媒体运营团队，不断澄清儿童性教育的各种误区，同时解答网友疑问。

　　比较遗憾的是，从我们性教育实验学校毕业的学生，到中学后，就不再继续接受性教育了。这样的结果是，学生学习性教育是断裂的。我特别希望，从幼儿园到高中，孩子能系统地完成性教育课。现在，我们正在初中进行试验，教学材料也已初步编制，计划未来五年，完成到高中阶段的所有性教育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