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正月初十，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新年的喜庆中时，鼓楼医院手术室门口，一对姐弟却在焦急地等候着：肝脏移植中心的医护人员正将51岁母亲的一半健康肝脏取出，移植到身患重病的父亲体内。
从早上7点半到傍晚5点多，10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手术室的门终于打开。“手术很成功。”此次手术的主刀医生——鼓楼医院副院长、肝胆胰中心主任孙倍成教授虽然一脸疲倦，却满脸笑容。
这个大爱家庭，终于可以完完整整地开启新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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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重病危及生命
杜先生今年52岁，是安徽和县的一位农民。他患有慢性肝炎，但从未接受长期规范的治疗，病情控制不佳。
“年前一段时间可能累大发了，就发病了。”杜先生的女儿介绍，1月份，父亲突然出现疲劳乏力、腹胀腹痛的症状，在家人再三敦促下，才到当地医院检查，被确诊为慢性肝炎急性加重，医生建议转到南京的大医院进一步就诊。春节前夕，杜先生在家人的陪同下，入住南京鼓楼医院感染科。
然而，各种药物保守治疗无法改善杜先生的症状，其病情继续恶化，胆红素超过500umol/L，而正常值是20umol/L，凝血功能差，并出现意识障碍。孙倍成教授会诊后，认为杜先生目前最佳治疗方案是进行肝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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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妻子割肝相救
众所周知，在中国，肝源十分紧张，许多亟待肝脏移植的患者会在漫长而焦急的等待中离开这个世界。孙倍成教授介绍，目前肝脏移植的供需情况约为10-20个患者等1个肝源。
杜先生的家属在与孙倍成教授的沟通中了解到可以进行活体肝移植，即配型成功者将自己健康的肝脏捐出一部分，移植到患者的体内。孙倍成教授解释，因为肝脏的再生能力很强，一个星期就可以长400g，一般对捐献者的健康不会有太大影响，而患者的生命也可以得到挽救。杜先生的妻子韩女士和一双儿女立刻表示可以割肝救夫（父）。
经配型检查，杜先生是A型血，韩女士为O型血，一双儿女均为A型血，三人血型都能够作为供肝者。最后，在韩女士的坚持下，决定由她为丈夫献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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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体移植难上加难
“当听到孙教授说我们可以供肝，仿佛黑暗中看到一丝光明，我们一定要救爸爸。”杜先生的儿子说。
孙倍成教授说，肝脏移植手术是所有器官移植中技术含量最高、难度最大的手术，因肝内血管系统和胆道系统的解剖变异很大，对手术者的技术要求和术中应变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业内的说法是，心脏移植手术的难度是肝脏移植手术的1/4。
活体移植难上加难，因为取出的肝脏不仅要保证受体“够用”，还要确保供体的安全。可以说，活体肝移植手术代表了一所医院器官移植的整体水平，也是医院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目前全国也只有少数几家大医院能够完成此类手术。
更考验医术的是，此次活体肝移植是成人对成人，根据杜先生体重要求，韩女士得割一半肝脏才能达到杜先生的需求。这也是为什么活体肝移植中，一般都是父母给孩子捐肝的多，因为孩子体重小，需求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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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湛医术带来新生
当天上午7点半，韩女士首先被推进手术室，历时4小时，几乎在不出血的情况下，韩女士的右半肝被完整切下。中午12点左右，隔壁手术间，杜先生的病肝被切除，再将韩女士的健康肝脏移植到杜先生体内。下午5点多，手术顺利结束。
孙倍成教授及其移植团队在术中使用了他国际首创的人造血管重建技术，即取肝后立即在台下利用人工血管对供肝血管进行重建，化繁为简，从而显著缩短了供肝植入的时间，减少出血量，避免小肝综合征的发生，大大提高了受体手术的成功率和疗效。以韩女士的手术为例，手术对肝右静脉，肝脏5、7、8段肝静脉分别进行了人造血管重建，手术取得了巨大成功。如果没有这种血管重建技术，这种右肝活体肝移植在以往基本成为不可能完成的手术。而像这样的手术，孙倍成教授目前已经完成了20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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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供体只能备选
鼓楼医院院长韩光曙表示，孙倍成教授的这一例手术，不仅为一个家庭带来新生活，对医院来说也是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不但是技术上的改良，解决了肝移植手术的难题，也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供体相对缺乏的现状。
不过，孙倍成教授表示，亲体移植虽然从技术上没什么问题，有捐献就可做手术，但是并不建议作为移植的首选。“亲体移植只能是配偶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因为肝移植毕竟是一个高难度手术，存在一定的风险，因此只有当患者实在不能再等待肝源的时候，作为很好的补充选择。而肝移植的首选仍是社会供肝（器官捐献），我们也希望社会大众能转变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