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月，广西平南县思旺镇，从出生后不久就没再见过母亲，父亲在外打工。她与姐姐、年迈的爷爷奶奶生活在离镇上近20公里的村子里。为了省去徒步四个多小时的路程，在镇里上小学的她只能住在学校旁边的托管所里。
也正是在这家名为“天天”的托管所里，小月和9个女孩遭到了宿管老师的长期性侵。她们当中最大的13岁，最小的只有六七岁。
小月的遭遇并非孤例。查阅近年新闻，屡见留守儿童遭遇性侵的悲剧：广西兴业，留守女童自11岁起遭多位村民长期性侵；湖北十堰，11岁留守女童被邻居多次强奸后服毒自杀；四川自贡，6岁留守女童遭另一位留守未成年人强奸。
2017年9月15日，平南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谭某犯猥亵儿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性侵者虽然最终得到了法律的惩处，但他留下的伤害和遗憾却永远难以挽回。修补孩子们的伤痕，是一场漫长的征程。
亟待填补的性知识空白
小月告诉记者，对于发生的“那些事情”，当时她自己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在受伤害之前，从来没有人给她讲过与防性侵害沾边的知识，无论家庭还是学校。
采访中，记者一路经过的村落，几乎见不到青壮年人。留守老人大多文化程度不高，很少与外界交流，田间收成只能勉强度日，供孩子的基本生活所需已是不易。在这些温饱都难以为继的留守家庭里，不要说如何正确预防性侵，孩子们往往连最基本的生理发育知识都难以得到。
“女童保护”组织的负责人孙雪梅，非常清楚性侵知识在留守山村的空白。
出生在贵州山村的她，更清楚留守儿童的困境：“城里能够更快速便捷地获得资源，但这些留守儿童他们更缺少家长的监护，自我保护意识非常淡薄。他比城里的孩子更需要。”
女童保护是一家致力于保护儿童远离性侵害的公益组织，成立四年多来，开展了多项活动，致力于提高儿童的防范意识，其中包括认识身体、分辨和防范性侵、一旦遭遇性侵应该怎么办。至今已在28个省市的上万所学校或社区进行了宣讲。
但在各地开展活动的过程中，孙雪梅逐渐意识到，仅有针对儿童的教育并不足够。
“这个防性侵的教育持续的，和讲交通安全、防水、防火、防意外等教育是一样的，它也不是单方面就能完成的。” 孙雪梅说。
儿童性侵害并不是单靠教育就能解决的问题。在漫长的疗伤过程中，未成年人还面临的实际状况、涉及的复杂需求，需要司法、民政、教育等多部门的联合介入。
恶魔落网，仅仅是个开始
遭遇侵害后，小月四次被公安机关叫去问话。
“每次都是同样的问题”
小月说，多次询问让她觉得十分痛苦，每次回答那些问题，都让她觉得“非常不好”。
但事实上，我们国家专门对未成年人的性侵案件，有专门特殊的司法程序。通俗地讲，它一般遵循着一次性询问的原则，目的正是为了避免过多询问唤起痛苦经历，给孩子造成二次、甚至三次伤害。
律师秦建龙代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案，他发现，除了小月所说的“多次询问”，执法机构还存在着对未成年受害者其他保护不到位的情况。
“比如说，公安机关在取证的过程中，没有注重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开车警车、带着警帽、去学校、去家里，这样的话，让周边的人都知道这小孩子被性侵了。”
在朴素的善恶观中，犯罪分子得到法律惩治，便伸张了正义，是不错的结局。然而，就性侵案而言，恶魔落网，仅仅是个开始。即便得到了一纸判决，孩子的心理也很难得到有效的恢复。
因为在性侵事件中，儿童受到的伤害，其实不仅限于性侵本身。它涉及到司法程序、隐私保护、心理咨询、转学、复课等多方面的需求。如果后续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孩子心理的阴影可能一直挥之不去。
在国外，已有一些法院设立了一站式的服务中心，有一些不同专业的社会组织在法院、少年法庭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司法机构里设立自己的办公室。当儿童受到了性侵，可以再这里一站式地获得综合的服务。
目前，这样的方式在浙江、北京等少数地区已经开始试点，但目前来看，推广开来或许还需要时间。
除了司法保护，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何思云，平南县思旺镇中心小学数学老师。
2017年5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碰巧听见学生们无意间说，晚上的时候，会被生活老师摸。
她立即选择了报警。
但与何思云相比，平南县当地的教育主管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应让人诧异。
何思云说，由于当时学校没有态度，她就想到了上一级。给教育局局长打电话未接，发短信未回。
李杰清是平南县教育局局长，她对此事迟来的建议是：由家长报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