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报社出来已经临近午夜，街上的人和车自然都不多了，慌乱小家子气的东兴南路也不再拥挤，跟有人这种时候要抱怨下班太晚相比，我其实已经高兴得快快叫起来了。
通常凌晨下班，意味着这一周的工作即将结束了，短暂的休息时间不一定真的去什么休闲或者做两件生活大事，而是可以呼吸两口自由的空气，没有任何压力的那种。
我来到广州七年了，一直待在一家娱乐周刊。跟娱乐周刊同时出版的还有一个新闻类周刊，当时两本杂志以“娱乐”和“生活”的关系存在。虽然两套采编系统， 但一直在一间大办公室办公，经常那边报选题评报，这边也能听到。有一次，隔壁的编辑惊呼冯内古特死了!他说的其实很平静，但在我听起来算是惊天动地了，因 为多年前我就是冯内古特的读者，他的小说我最喜欢《时震》。在我看来他一直是想死而不得死的那种，所以死这件事，对于冯内古特来说可能还真不是什么需要伤 感的事。
因为内向，我从来没跟同一间办公室的准同事说过话，但那天我扒着办公室常见的那种隔板，站起身来对那位同事说，啊，冯内古特死了?对方说，是的，刚刚。于是我们又聊了几句死者，然后他提议让我写一篇书评兼纪念冯内古特的文章。
于是，我到广州之后的第一篇书评就这么写好了。给予我信任的人是凌越，作为书评人和诗人，他当时不明就里地让我写一篇纪念冯内古特的文章，我的理解那也是一种诗意。
后来越写越多，变成了一种习惯。用我的朋友戴新伟的话说，就是一个月关注几本书，先写个书讯，再挑一两个写点长的书评，大概这种节奏伴随我很长一段时间。关注新书，关注当红作家，关注出版状况，然后奋笔疾书像动情的小伙子面对心意的少女一样，真真切切并难以摆脱转身。
有时候难免是硬着头皮写，一来面对过往经历中没关注过的作家，二来面对兴趣寡淡的作家作品，都需要以一种稿费的动力和发表被人品评的虚荣心来支撑。比如 我在写冯唐的《不二》书评前，对这位作家一点不了解，他的名字和任何一部作品对我来说，就像对于美国艾奥瓦州一农场主妇来说的杨幂一样，你再流行时髦也跟 我没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