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资深球迷，7岁开始在胡同和学校里踢球，接触足球60年以上。中学时曾代表学校出去参加比赛，后来看球、写球，跟张斌、黄健翔、刘建宏等一起评过球。在2018俄罗斯世界杯期间，郑也夫教授计划做三到四次演讲，来回报他钟爱的足球。
今天澎湃新闻刊发的是郑也夫教授7月7日在北京字里行间书店做的演讲：“足球与中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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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大家好。向各位致以球迷节日的问候。如此盛大的节日，欢庆的方式一定少不了。有去莫斯科、彼得堡看球，还有在国内酒吧或家里客厅聚会的，十几人乃至几十人，观球、啤酒、吹牛，不亦乐乎。我们这样方式的绝对是小众的，借这个时刻思考一些事情，讨论一些问题。首先因为我是个怪物，各位肯定也是异类了，不然怎么能捧我这个场。但我们这种角色，在社会当中也该占一席之地，也有它的功能。一些好点子赖以产生，要有一个温床，有些胡思乱想就是这个温床的组成部分。我一会儿能不能谈出一些像样的道理另说，但是我想我也得是这个温床的组成部分。
产生顶级人才的困境
今天我们要伺候的题目挺大，而且不是一个，要两个。第一个题目是2013年我写出一本书叫《吾国教育病理》，在这部书里，我有感于多年来中国人获取科学诺贝尔奖的人少而又少，我在思考它的原因时，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中国大陆接受了12年中小学教育的人，日后不管在那儿去读书、做研究，都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了。因为早年时想象力、创造力被较大程度地修理了。另一个题目，就是中国足球为什么这么多年不能冲进世界杯。
可能各位会问，这两个问题关联吗？我认为密切关联。为什么？因为这两个问题同属于一个大问题，就是中国产生顶级人才的障碍是什么。你可能会问，自然科学诺奖获得者是顶级人才，我们不存疑；足球的优秀人才是顶级人才吗？我告诉你，是。因为这个项目是全世界竞技体育中最难的项目。我们中国人在有些体育项目上长期垄断王者位置。但是中国一位老球星跟我说，能拿到那些冠军，是因为那个项目市场化不够，很多民族没有为它投入力量、智慧，和最优秀的体育人才，人家没玩那个。要是人家都来玩那个，中国人就未必还像今天这么风光。说这个观点的是曾经和我一起做足球电视节目的郝海东。我在很大程度上赞同。这个项目是世界上市场化最大的项目，又因为这个项目的特点，个儿高的可以玩，个儿矮的可以玩，黑种人、白种人、黄种人都可以玩。全世界人们都喜好它，所以一旦市场化以后，巨大资金、最优秀的体育人才都进入了，它的竞争度最大。所以我们说，在这个项目里获优胜的球队、球员，肯定是顶级人才。
我们先讨论第一个问题，中国人为什么摘取不了诺奖。日本民族摘取自然科学诺奖共25个人。华人一共有9个人，很多是海外华人。二十一世纪，日本17个人得诺奖，华人3个，其中两个海外华人。我的命题是，在中国大陆受过12年中小学教育的人，日后很难摘取诺奖。您可能马上就说了，那我们的屠呦呦女士呢？我告诉你，屠呦呦女士没有颠覆我的命题。屠女士1930年出生，她日后的科学成就还不能为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增添光彩。
我们的中小学教育，这些年在一个14岁学生参加的叫做Pisa的国际比赛，赛数学、赛科学、赛作文上老是拿第一名。那你问我怎么评价中国这个时段的教育呢？我认为它的教育后果是扁平化。一方面把学习潜力不算太强人的考试能力极大提升，但另一方面，把一些学习潜力非常优异的人的能力下压。为什么下压了？就是因为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复习，过程枯燥、乏味，毁伤了他们的想象力，令他们厌学。这个扁平化的结果，我怎么评价？糟透了。为什么这么说？这个世界的生产力取决于一小撮的顶级科学家。比如手机这个东西在不断更新，我们在座的有几个人为这个更新添砖加瓦？你离开这所书店到街面上去，你遇见的一千个人中，没有一个人为这个东西做了贡献。我们是搭便车，沾了手机进化的光，很好使啊，但我们哪懂这个的结构。人类当中，十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的人是科学家、他们创造这些东西，像手机，像高铁，等等。十年之后的世界不知道什么样子了。但因为我们教育扁平化，中国顶级科技人才的水准不高。爱因斯坦说，他曾经为了应付一个考试，复习了一个月，以后三个月都没缓过来。而我们没完没了地复习，复习了12年。最后一年完全是复习。这样一种经历导致了中国学生的想象力不行，日后摘诺奖太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