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儿女》延续了贾樟柯电影的一贯风格，即以纪录片似的的白描手法，投入对底层社会及边缘人物的关注，如同《三峡好人》《山河故人》一样。故事情节且不说，故事中人物所走过的那些城市街巷、乡村山野，还有三峡码头、绿皮火车，以及周遭的那些迷茫的、好奇的、愤怒的面孔，正是我们熟悉的生活元素。这些鲜活生动的人物与场景，就是普通中国人曾经流逝的生命旅程，本身已经足以使我们感动。
何况，《江湖儿女》所叙述的，远远不是这些。《江湖儿女》着力点不是江湖险恶，全片主要就围绕着“情义”展开。巧巧明知持枪有罪，为了救斌哥，仍然义无反顾地掏出了枪；到了派出所，同样是出于情义，巧巧坚持作虚假口供，揽下了所有的罪责，保护了斌哥。一直到五年后，追到重庆奉节的她发现斌哥另有新欢，黯然返乡数年后，她仍然接纳了瘫痪归来的斌哥，用她的话说：对你无情了，但还有“义”。这所谓“义”，不同于儿女之情，更趋向于兄弟的道义。这种兄弟间不计得失的道义或情义，在另一部经典港片《英雄本色》中同样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总结来看，江湖中不止有侠盗，有兄弟，更重要的是江湖文化中的情义、道义，核心是一个“义”字。“义”可以有多方面的含义：首先它是指超越利益的关系，兄弟之间的道义，巧巧收留重病的斌哥，小马哥为豪哥忘我牺牲，都是超越功利的道义。“义”还有江湖规矩、规则的意涵，在《江湖儿女》中，斌哥放过误伤他的双胞胎，以及斌哥病后与前小弟的对话，无不隐含着江湖的规矩。再如民国时期哥老会，虽然不免会有烧杀抢掳的行径，但在内部，却有“兄弟妻不可欺”的规矩，它们同样是基于“义”。“义”实际上还有着超越俗世的信仰性力量，《江湖儿女》开头，两人为一笔小的债务争执不休，斌哥请出象征“义”的关二爷，问题迎刃而解。这里自然有关云长信义的文化因素，但其被作为神崇拜，本身又显出义的宗教性力量。
与中国文化的情义、道义不同，西方法哲学中的正义有着更为复杂的含义，从柏拉图到罗尔斯，智者先贤们对正义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苏格拉底讽刺了所谓“正义是诚实”、“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认为正义比非正义强，能够内外一致、活出真理，就接近了正义。而在柏拉图看来，正义是一种秩序与和谐，各个阶层的人们各做各的事，做属于自己本职的事，不做对国家有害的事，那么这个国家就正义了。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正义是根据法律去做事，实现一种秩序，当然亚氏的正义观略有发展，他提倡城邦中的公民轮番参政和执政，对实际上属于平等的人们“施行平等的待遇”，如此才是合乎正义。
到了现代，正义的理念又有了新的发展。承继霍布斯、卢梭等先验制度主义、社会契约论基础上的正义观，罗尔斯对正义有了更为精密的思考，他设想了“无知之幕”，人们在无知之幕后进行制度选择，最终会得到绝对公正的制度，他提出了正义的两条原则：作为公平的正义和一种差别原则，即包含互惠、“对等”的含义。阿玛利亚·森批判了罗尔斯抽象的正义观，认为我们应该寻找尽力消除不正义的方法，而不是去追求绝对完美的正义，进而提出可行能力的正义，即关于培养人的能力、促进人的发展的正义观。
在法学领域，更被认同的还是制度意义上的正义。在实体层面，正义自然是指恶行受到法律的惩罚，每个人得到他该得到的东西，它是通过法律上实体权利和义务公正地分配所体现出来的正义。然而，程序正义更为重要，它是指法律运作的步骤或过程是正当的、公正的，可能会恣意越界的司法权力，只有被置于程序的“堤坝”内，才能实现正义，这就要求审判公开，法官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以及具有强制执行力的裁决。这其中，法官的超然中立是最重要的，“对一个案件而言，由一个与案件的判决结果存在着直接的、实质性的金钱利益的法官来裁决，是违反正当程序的。”（奥尔特：《正当法律程序简史》，第24页）在英美法国家，程序上的瑕疵直接会影响到实体审判，甚至出现令人难以接受的结果，这正是程序正义的要求。
当然，司法中极端的程序化偏好，也可能潜藏着不正义的风险。程序原本是保护自由权利的必要手段，有可能通过自身恶的无限性而演化为目的性存在，程序正义演化为纯粹的“形式主义”，并以程序正义代替甚至否定司法正义。正如黑格尔所说：“原来是一种手段的法律程序，就成为某种外部东西而与它的目的相背。当事人有权从头至尾穷历这些繁琐的手续，因为这是他们的权利，但是这种形式主义也可能变成恶事，甚至于成为制造不法的工具。”程序正义旨在保护正当权利，但片面地强调它，就可能使犯罪者逃避罪责，甚至制造出新的不正义。
